从《物种起源》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简述与评析

一、《物种起源》与现代进化论

达尔文最初是受到地质学家莱尔的《地质学原理》和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启发。莱尔相信，数万年后，诸如风，雨滴，冰和雪之类的微小力量就能完全改变表面的外观。马尔萨斯认为：“如果不抑制人口，它便会按几何比率高速度地增加，而生活资料却只以算术比率增加。”¹由此，达尔文联想到了生物进化发生的机制：进化是指在有限的资源（例如食物和空间）的条件下，生物体微小变化积累并长期淘汰不适应环境个体之后的结果。

1836年返回英格兰后，达尔文经过长久的思考论证，慢慢写下了自己的观点。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达尔文指出，有机生物体存在一个连续的进化过程，而进化过程是由物种繁殖所带来的生存压力引起的。大自然提供有限的资源，竞争是生存所必需的。同一物种和不同物种之间存在残酷的竞争，无法适应环境的物种将逐渐消失。因此，为了生存，生物将促进其不断进化。

实际上，达尔文在整理论据撰写著作时，还准确地意识到了他理论的局限性。他在《物种起源》序言中写道：“结论即使很有根据，也无法令人满意，除非我们可以科学地解释这个世界的无数物种如何产生了变异。”²在二十世纪初重新发现了孟德尔描述的生物遗传定律后，科学家将其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相结合，形成了更加系统、科学的现代生物进化论。

二、早期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

达尔文和后来的生物进化理论不仅对科学界的研究发现提供持续灵感，而且还渗透到政治社会领域。一些人认为，从人类属于自然属性可以推论，自然界的生物竞争规则适用于人类社会。人类需要尽力生存。他们将“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视为最高原则，并使用进化论视角来解释人类社会中的众多问题与现象。在弱肉强者的社会中，强者可以持续生存，而弱者的命运是被逐渐消灭。在英国学者斯宾塞的《群体理论》中，使用了“适者生存”一词，而不是“自然选择”。这种替代更准确地解释了其社会理论的本质，即生存竞争在人类社会中也存在。与此同时，人类需要尽最大的努力生存和继续竞争，人类社会的内部结构也将发生变化并实现进化。

他着重解释的适者生存的概念，顺应了当时的政治社会变动。从政治上讲，当时欧陆各大民族国家开始了相互统一兼并的热潮。民族主义者认为，达尔文的理论为他们的行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他们相信，以达尔文的理论来看政治运动，最强者就是胜利者，战斗和扩张的能力是赢得民族间“生存斗争”的重要因素。在经济生活中，这是一个自由和个人至上的时期。舒适自足的上中层阶级并不愿意看到政府对社会平等化进行干预。他们认为幸福和成功才是他们应得的，因为他们证明了自己比没有能力的底层人民更“适合”。十九世纪末也是殖民扩张的黄金时期。社会达尔文主义也被用来捍卫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不平等贸易和奴隶的使用。

三、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

1896年，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所著《进化与伦理》译本《天演论》刊出，严复在翻译这本书时使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字概括了这套进化理论。恰逢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国家危机空前，维新运动不断升温，在此背景下，该书的出版产生了巨大社会反响。有理由相信，严复此时并不仅仅是翻译外国文献，而是借《天演论》介绍西方的思想学说的同时阐述自己的政治思想：严复认为西方国家比中国强大，其原因之一则是西方国家更加重视且更彻底地贯彻了“物竞天择”的概念。

康有为亦深受其影响，他曾提出过“三世论”的说法。他指出：“世有三：曰乱世，曰升平世，曰太平世。必拔乱世，反之正，升于平世，而后能仁。”梁启超吸收演绎了进化论与康有为的三世论，阐述了一些独特的社会学观点。“生存竞争，优胜劣败，此强权之所由起也。生存竞争与天地而俱来，然则强权亦与天地俱来，固不待言。”³同时，他认为自由和平等不是无条件具备的，它们须依靠强大的实力获得。梁启超指出，人类与动植物并无二致，强者制约弱者是天演的一大原则。他还呼吁，大众应自身奋力寻求成为强者，这是获得自由的唯一前提。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在当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共鸣，在“变法图强”的进程中，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这种思想也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实践基石。“落后则挨打”“弱国无外交”这类论述与口号在近代乃至当代中国社会常常被提及。

新中国诞生前后，政治家和学者开始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指导群众运动、促进社会发展上缺乏科学性。随着社会改造活动的蓬勃开展和政治宣传教育工作的普遍进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斗争观逐渐被更加科学的马列斗争思想所取代。在长期的政治斗争，群众运动和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并没有继续扩大其影响力。

近数十年来，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人与人之间对社会资源的竞争愈发激烈和残酷，社会资源的不断重新分配使得社会群体开始自发地形成高下之分。在权利和财富的价值观下评估个人的优劣，导致社会个体普遍提倡资本和鼓吹竞争。应试教育，“起跑线”教育、企业“狼性文化”等现象在这样的现实土壤中生长起来。不仅如此，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对外种族歧视也在加剧。这种原始而简单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开始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得到重新诠释，并且在短时间内没有出现衰退的迹象。

四、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积极意义

首先，它批评了神创论。作为其理论支持之一的达尔文进化论本质上是反宗教的。它打破了先前宗教人士关于生物神创论、目的论的主张，否认宗教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加速了将神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分离开的进程。梁启超曾指出：“故进化论出，而前者宗门迷信之论，尽失所据。”⁴社会达尔文主义仅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视为生物发展的规律，这确实是不科学的；但在批判神创论方面，社会达尔文主义无疑具有进步的意义。

其次，它促进了人口学和优生学的发展。早期优生学者认为，人们的生理特征是具备遗传性的，因此社会应该明确避免生产“不适”个体，支持“适应”个体的正常繁殖。这不是提倡立即消除现有“不适人群”的理论，而是促进体力和智力上优秀的个体优先生育来保证后代有正常生存能力的科学。通过生物进化论和遗传学原理，人们开始审视原始生育方式的弊端，这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影响是积极的。

再次，其关于通过进化看待世界的观念影响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在近代中国，以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思想界将进化论视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而非一种学理。他们以进化理论为指导，寻求救亡图存的方法。后来也有蔡元培用进化论研究哲学，胡适用进化论研究文学等。

最后，它促使人民树立自强、自立的信念。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重要观点唤醒了人民的斗争精神。近代中国洋务运动及诸多变法和革命在一定程度上都应用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这些变革加速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使当时腐朽的中国逐渐开始产生活力的新面貌。

五、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局限性与消极意义

其一，与达尔文原始理论不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通常以静态的眼光判断个体的适应性优劣。需要明确的是，环境不是静态的，环境在当前的时间和空间中总是在变化，并且一定时间内的局部最优个体不一定在任何环境下的生存斗争中都具有优势。譬如在古代，妇女通常被用作生育工具。由于它们在生产和母乳喂养方面的优势，人们认为拥有丰乳肥臀的女性是好的。如果我们始终以生育优势评判女性个体的“适合”与“不适”，从而保留拥有丰盛乳房和臀部的女性，那么今天女性的生产力逐步解放，要求不同的妇女从事各种多样化的工作时，单一化的妇女则很难应付。

其二，其对达尔文理论的解释更多地关注群体内外的竞争和斗争，而不是合作。实际上，现代生物进化论认为种间关系也具有积极的相互作用，例如偏利共生、原始协作和互利共生。对于一个由主观积极的人类组成的社会，个人之间合作的方式更多，可能性也更高。恶性竞争通常是负和博弈或零和博弈，是更低效的，缺乏人文关怀的社会资源分配方式。长期来看，放任社会中的恶性竞争可能会造成紊乱。在英国，撒切尔夫人任首相期间，她征收人头税，放松金融监管，削减福利以及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带来的结果是贫富差距加大、失业和社会不平等。撒切尔夫人去世后，《南方都市报》评论称她在制定社会政策上是以类似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出发的。⁵

其三，个人生存能力的优劣在其论域下往往被夸大。现代生物进化论认为种群是进化的基本单位，而不是个体。在自然群体中，自然选择起着更大的作用。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持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的人多过分强调个人的优劣，促动个人之间的竞争。他们忽略社会中个体之间的普遍联系，漠视集体利益。而实际上，个体作为集体的一部分将更多地参与到社会中显性或隐性的选择竞争当中去。处在适应力低下的群体中时，即使对于有非常社会适应力的个体也是难以应对的。
其四，它只是将适用于自然生物界的理论套用到人类社会当中去，而忽略了人类的独特性。认为人类社会的竞争与自然界的生物竞争之间没有差异显然是不尽正确的。马克思不同意简单地将人类等同于动物，因为人类的许多行为并非完全源于生物学本能，而且人类具有主观能动性。人们使用意识来指导自己的实践。因此人类形成社会群体也是由于意识到要与他人进行交往而交往的。人具有自然属性，在此前提下人也可以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这表明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促进社会发展、推进历史进程方面不见得具备科学性。

其五，它使社会长期陷入种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当中。二十世纪初期的普遍观点是，在北欧严寒的气候中进化而来的日耳曼人较其他种族是具有明显优势的，因为这种生存环境迫使他们发展出高超的生存技能，这间接表现为对扩张和冒险的热情。此外，与亚热带温暖的气候相比，寒冷北部的自然选择更快、更彻底地淘汰了身体虚弱和智力低下的人。这些观点在当时得到了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大力支持，其中就包括《天演论》原作者赫胥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所控制的德国国家机器进行的吞并扩张与种族灭绝行为，即是这种理论在政治实践中的极端例子，若任由其在当代政治社会中生根发芽、粗暴指导实践，后果是恶性且难以挽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