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何紫东作）

岁在庚子，天下纷扰。新冠疫难散于诸国。中国为天下首当其冲者，然其于仓卒之厉疫，国人风雨同舟、众志成城，固筑抗疫防控之垒，举国之力而为规模空前之生命救援，纷纷自隔于家室以断疫延，诚居功至伟哉。今瘟疫延及全球，然诸欧西力非专家之说，拒绝离，弃口罩，各行其是，是以新冠疫虐，竟流毒海内，难者何况亿兆。世卫全球遂调新冠肺炎疫之危级为“甚高”。

于此之意，国之文异，设施自异。匈牙利诗人裴多菲之《自由与爱情》所云“生命诚贵，情价愈高，若为自由故，两皆可抛。”可见自由之要也。然则于庚子三月九日哺时“天下大学生同一堂疫防控思政大课”，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艾四林曰：人权非但自由权，亦含生命权、健康权云云。于此恶疫大延之时，生命权、健康权乃为之大权、最急之权。

私以为夫自由权，当先解自是焉。自谓于法之内，公民从其志利而肆意，不受羁束也。然自由既莫不有限，人之自由于世间，必先求天下之利与他人之自由，而不以妨之也。

复归言焉。我生民既临如此疾疫，窃以为，今所行之“绝离”及“不自由”，待疫去后，谅可益黎民之安逸矣。若有疑似以至确诊者，尚抱病而逍遥，独不兼害己身与民众之利欤？

谭公则深明此理，公为抗疫大局，甘居家数月，又以其之为珞珈学子，所受监察极严，终日起居，孑然无赖，遂作是文，聊以遗公云。